第一千一百一十七章 开个好头（1 / 2）

巨型飞机穿云破雾，飞上了万米高空，很快开始了平稳的飞行。

起飞半小时后，脚下一片白茫茫，京城己被那一卷一卷的白云吞没了。

扩音器里，准时传来了女乘务员的那种程式化的甜腻腻的声音。

随后，飞机上的空乘人员照例开始了派餐工作。

而这个时候，心情稍感平复的宁卫民开始注意到这次旅行和他以前的经历比，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那就是在他座位的前后左右，都能隐约听见京城话的交谈，历来应该很安静的客舱环境，因此嘈杂了不少。

毫无疑问，这说明乘坐这架飞机的本国同胞，数量已经明显增多了。

因为事态重大，航班又少的缘故，为更早成行，宁卫民这次赴日还是坐经济舱。

他还真没想到，本次航班飞机里的乘客，既不像他去年八月份初次来日本时，几乎都是清一色纯粹的外籍旅客。

也不像他今年春节过后带坛宫的职工们集体赴日时，飞机上掺杂了一些去日本淘金的港澳客和零星几个出国考察的干部。

这一次除了他之外，居然还有不少衣着普通的京城人，看样子应该是留学生。

就比如他旁边的这位年纪跟他相仿的小伙儿。

虽然人长得白白净净，文质彬彬，带着眼镜，有点洋气。

但西服里面的毛背心一看就是家人手工织出来的，随身的皮包是国内目前流行的款式，手表是双菱牌的石英表。

最关键的是他对飞机里的一切都陌生，都好奇。

起飞前，光系安全带就忙和半天，最后还是在空乘人员帮助之下才完成的。

起飞后，脑袋一个劲往宁卫民靠着的窗户外探望。

吃飞机配给早餐的时候就更明显了，连一杯普通的牛奶也让他很是享受，啧啧称叹。

这一切都能说明他是第一次乘坐飞机。

终于，宁卫民醍醐灌顶，开始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那就是国内同胞的赴日潮正拉开序幕。

三十年后的人们，都知道八九十年代这段时间，沪海人去日本的多。

其实京城人也不少，甚至因为地处首都，办签证更方便些，京城人要比沪海人去的还多，还要更早成行。

这既与日本政府1983年提出的“十万留学生计划”有关，也与国内出国潮愈演愈烈有关。

不得不说，如今国内的人想出去可是都快想疯了。

越来越多的人做起了他们的出国梦——到西方去，过西方人那样的生活。

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已经到了非理性的程度。

比如在年轻人中，甚至有些刚刚结婚的妻子每天对丈夫耳边唠叨，怪其无能，没有男子气，原因就是他安于现状，没有像身边的某位朋友那样设法出国。

由于两年前，史泰龙主演的美国电影《胜利大逃亡》曾在国内上映，所以这段时期，许多人都把出国的人戏谑地叫做“胜利大逃亡”。

这样说法当然没有什么政治含义，但是反映了那个时候人们一种普遍的极端心态。

好像能找到任何关系、任何的途径，怎么着都行，只要能出国就行。

目的地的首选当然是欧美发达国家，但大家这么一窝蜂的想出去，这条路肯定就窄了。

像曲笑能前往法国巴黎去挣法郎，完全是因为她从事的是模特工作，还有好友石凯在巴黎帮忙运作一切，一般人可没这样的福气和路子。

于是随着拒签开始变得普遍，有些聪明人就转而求其次——出走日本，到这个亚洲最发达国家来寻梦。

也就是说，国人赴日其实要比赴美和去欧洲，慢上一拍的。

从1983年开始算起，差不多就是三年的时间。

宁卫民和身边这个小伙儿攀谈，是从提醒他“如果喜欢，飞机上的牛奶可以续杯”，开始的。

果不其然，小伙儿充满惊喜又要到了一杯牛奶后，他的回应也验证了宁卫民内心的判断。

“谢谢啦哥们儿，哎哟，原来咱们是老乡，你也是京城人啊？”

“当然啦，哥们儿，你以为呢?”

“啊呀，我还一直以为你是日本人呢。”

“骂我？我可听出来了……”

“哎哟，不敢不敢，没那意思。我是说，伱看起来……衣着不凡，颇有气质，洋气得很呢，一看就是个事业有成的大人物，比处长都有派。”

“哈哈，你可真逗。认识一下吧，我叫宁卫民。你呢？”

见宁卫民主动伸出了手，对方也伸出手来回应，并且自报家门。

“我叫刘洋，学工科的，不过这次去日本留学，是想再拿个实用点的学历。哎，看你的样子这么轻松，去日本应该不是去读书的吧？”

“不是，我是开餐厅的。商务签证。”

“开餐厅？”

“对，去拯救日本人的舌头和肠胃。我在坛宫饭庄工作，在日本开了分店，听说过坛宫吗？”

“哎哟，怎么没听说过？最正宗的御膳，算是咱京城最牛的餐厅了！不过我可没去过，听说那贼贵，都是老外。就我这每月不到一百块钱的工资，可顶不住。失敬失敬，难怪难怪，看你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敢情真是货真价实的财主啊。我这样的穷学生可没法跟你比。”

宁卫民笑了笑，为了谈话轻松点，索性拿对方的姓名开起玩笑。

“哎哟，你也不错啊，其实工科就很实用。现在的落寞是暂时的，国内早晚会有你的天地。当然，现在你能走出来，也不能说不对。你看你这名儿，起得多好？留洋！看来天生就注定要留学深造的，是公派？”

“哪儿啊，我可没那个福气，自费。不瞒你说，纯粹是被逼得没辙了，靠着家里砸锅卖铁，才办出来的。”

“怎么会？不至于，你可是大学生，天之骄子啊。”

“大学生算狗屁的天之骄子。你是不知道，我分到的研究所，那儿连扫院子的，打开水的都是大学生。五十年代毕业的老前辈才能混上个办公桌。我成天就负责图书馆里整理资料和旧书。你想想，我这大学不白上了？这不，就因为我在总务科，算二线人员，连七块五的洗理费都给我降到两块了，一个月就发一张澡票。这不是欺负人吗？我一气就出来了。咱不争馒头争口气。我横不能白念四年大学，这辈子就混成一图书管理员吧？”

结果他这么一说啊，隔壁邻座也有人响应起来了。

“可不，走就对了。出去起码还有可能活得精彩点，留下就真是等死发臭了。”

那位搭话茬的叫陈颂，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学习的是音乐学专业。

他出国也是为求学，长期以来的封闭，使国内的音乐创作和演奏远离了国际舞台。

而音乐学理论方面的落后，让他萌生了走出去看一看的念头。

特别是他毕业之后进了东方歌舞团，然后看着艺术团的那些元老啊，明星啊，出国的出国，考研的考研，就更让他耐不住寂寞想要出来闯闯了。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无法学以致用的问题。

陈颂在东方歌舞团也没有什么搞创作的机会，挂着音乐编导的名，好不容易写出了两首自己满意的歌，可团长一点没看就给扔一边去了。

平常里上班也就负责舞台的杂活，拉拉幕布，搬搬梯子，调整灯光什么的。

说白了，合着他就是个拿正式工工资的小工。

总而言之，通过这两位的遭遇，这也只能说国内目前许多单位的人才调配和使用方面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生存空间狭小，没法发挥所长，这同样是许多人想要出国寻找自我价值的原因。

至少对于宁卫民遇见的这两位，并不是完全的崇洋媚外使然。

然而最让人意外的是，距离他们不远的一排前座，居然还坐了一对儿个体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