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架感言与一些闲谈（很长且有干货）（1 / 2）

我一开始想的是把法革到俄革的通史做一遍，但目前只做到路易十六上断头台。

我写这本书的契机其实也来自b站。某天，我看到郑吉祥老师，讲红丸案和移宫案的视频。脑子里突然蹦出来一个想法：要是朱常洛继位之后不三月而崩，大明王朝会走向何方（就像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没死，苏联会走向何方一样）。

泰昌即位的时候辽东还没丢，天启和崇祯二帝还是孩子，一个十四、一个九岁。同时，魏忠贤只是一个有大野心但没地位的普通宦官，党争没有进入最激烈的阶段，诸多晚明时期的名臣能吏也还没被整死......

我以此为题展开了漫无边际的思考，最后却得不出什么结论。

虽然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大统一的帝制中国时期，皇帝本人毫无疑问是某一个小的时间段内影响历史走向的最大变量。

而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的时间过于短暂了。对于他的记录大多集中于他还没有即位的时候，而且就算是在这些记载中，朱常洛本人也只是被各個事件环绕着的配角（争出阁、争册立、争三王并封、争福王就藩以及两次妖书案、一次梃击案），这些事件体现出的不是他个人的品质，而是他的父亲和群臣之间的斗争。

即便朱常洛即位，在围绕泰昌皇帝的两大案中（红丸案、移宫案），皇帝本人也跟个透明人似的。唯一出彩的地方就是对杨涟的任用或者说托孤。

我读过几本心理学方面的书，自认为有一点分析历史人物性格的能力。但凭着这些信息，我甚至连有关泰昌皇帝的最基本的人物画像都做不出来。唯一的可以肯定的是，朱常洛这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就连死后还得和父亲共用一个本纪，共用一个万历四十八年（神宗二和光宗是同一篇；公历1620年的前七个月是万历，后五个月是泰昌）。

不过好在文学创作可以突破历史的局限。让英年早逝、人格不显的泰昌皇帝变成“主角”，这样一个承载了作者的想象和读者的期许的存在。

我心血来潮，提笔写了总计不到五千字的两章正文，和一个非常粗略的简介以内投的形式发给编辑了青舟大大。

其实我并未对过稿签约抱有太大的希望，因为此前我从未写过长篇小说，也不太看网络文学作品。当时我心里想的是，若能过稿就把思考付诸笔尖与人分享，并在博采众长的同时创作一个完整且合理的故事，若不能则罢了。

两天之后，我接到了过稿签约的邀请。说实话，在看见那条邮件时，我心里的惶恐是大于欣喜的。因为我并没有为不久前的心血来潮准备故事大纲。除了那两章正文和一个粗糙的简介，我的文档里连一个多余的字符都没有。但既过之，则写之。

戏说不是胡说，演绎不能乱演。

接到回复邮件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打开当当网买书，就像我开始做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科普那样。我深信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支撑，进行历史类创作就是在敷衍自己，愚弄读者。

我先后购买了樊树志教授所著的《晚明史》、《万历传》、《崇祯传》、《大明王朝的权力博弈》，吴晗教授所著的《明朝的历史教训》，顾诚教授所著的《明末农民战争史》，黄仁宇教授所著的《万历十五年》，吴思先生所著的《潜规则》、《血酬定律》，韦庆远教授所著的《暮日耀光》（讲的是张居正改革），张致勉教授所著的《马背上的朝廷》（讲的是乾隆皇帝南巡）等学术或半学术著作。以及刘和平先生所著的《大明王朝1566》，当年明月先生所著的《明朝那些事》等小说。

买书之后，我一边看书一边写书。步履蹒跚地结合着维基百科、知乎、b站、百度百科等网站搜集来的信息进行着人生的第一次创作。但即使是这样，我还是不可避免地错过了很多历史细节。幸亏得诸位有水平、有知识的读者的帮助，我才能够将之更正或补全。比如嘉靖四十一年“奉天殿”改名为“皇极殿”，“春节”这个词民国时期才始现等。

在开始这本书的创作之前，我对明朝历史的了解仅限于道听途说的只言片语，完全没有体系和章法可言，但通过不断地阅读和资料搜集，我逐渐了解了我的书里涉及的各个主要人物的基本性格（前提是资料够多），也明晰了我的故事的走向和剧情发展。

先说故事走向和剧情发展。历史上的晚明时期（1620年至1644年）几乎是读者能够接受的帝制中国搭上全球化这艘航船的最后机会。

我之所以在此使用“读者能够接受”这样的限定词，是因为在我看来，直到1800年欧洲开始工业革命之前，中国都是世界范围内技术及经济上的绝对霸权者。只要这头巨兽能够调转方向，对政治制度及官僚系统进行近代化改革，中国就不用复兴，而是一直兴。

（注：这里的近代化改革是指吏治清明、分权有度、剔除系统性贪腐及杜绝土地兼并等，和贵族共和、资产阶级民主以及相应的君主立宪制、美式总统制没有关系，晚清的政体改革（清末新政及民国政府）证明这些体制在国内走不通，如此庞大的国家必须进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不然就是东南互保，军阀割据，府院之争。）

也就是说，在我看来，魂穿康雍乾，让集权到巅峰的大清皇帝强推大航海及近代化改革其实也可以搭这条船。康熙六十年，乾隆六十年，这两个超长待机皇帝若是真被穿越者夺舍，坚定地走近代化道路其实是走得成的。但在真实的历史里，晚清实在太屈辱了，以至于人民群众天然地排斥维护大清王朝的文学创作，甚至形成了“穿清不造反，菊花套电钻”的说法。当然，就算人民群众不排斥也可能被404。

基于此，我的这本书将不限于挽救大明王朝，更要扬帆起航、迈向世界。

历史的轨迹如果在1620年发生改变，挽救大明王朝其实并非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至少比魂穿歪脖子，或者魂穿南明要容易得多。不带金手指魂穿歪脖子或是南明基本等于渡江战役前投国军。而泰昌皇帝只要不万历化，大事即可为。

我如此判断的依据之一，是天启即位之前辽东还没丢，建州女真还在跟熊廷弼死磕而且磕不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投入辽东的军费比辽东全丢的情况要低得多，至少不至于四年花光万历内帑，并连年加征辽饷。

解除生存危机之后（或是在此过程中），作为皇帝的主角就可以开始践行“皇帝之德”。并成为全世界的“明始皇”，使天下“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当然，一世做不成可以“奋六世之余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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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故事的走向和剧情发展，我再聊聊人物设定。

在这个故事里，主角的“现代人灵魂”是1620年的唯一变量。也就是说，这个故事里没有金手指，也没有不合理的历史臆想。主角魂穿回去改变的不是更早的过去，而是那个节点之后的未来。

再说得具体一点，就是除了主角的行为，之前的历史事实和人物属性一概不改。历史事实不改这是最基本的，我就不举例了，不过就像我在前文说到的那样，我可能会忽略掉一些并不显眼的历史细节，这就需要读者们在未来的陪伴中持续纠正。

而保留人物的属性就要复杂得多了。描述越多资料越详细，人物的性格就越贴近真实，反之演绎成分就会加重。

篇幅所限，我详举一个例子，也就是皇长子朱由校，这是重量级人物，也是故事的核心之一。

就结果来论，天启七年下来，朱由校干得是非常糟糕的。不过其中最大的责任不在他本人。

天启皇帝这个“熹”字有很大一部分得让他爹和爷爷来抗。

我个人是比较赞同，“大明实亡于万历”这样一个说法的（崇祯的辣眼睛操作姑且放下）。因为辽东奴变就是他一手弄出来，“税使高淮朘削十余年，军民益困”，这导致努尔哈赤起兵时辽东地方的人民是不向着朝廷的，而向着建奴的。直到努尔哈赤在辽东地方搜杀抢掠，边民才觉得朝廷虽然混账，但总比野蛮人好，至少朝廷暂时只要你的钱，建奴是真要你的命。

除矿税监破坏辽东经济军事情况，他个人的“君主离线制”也是重要原因。李成梁起复之间，数易其帅，“抚臣皆庸才，玩悽苟岁月”，而“天子又置万几不理，边臣呼吁，漠然不闻。”各庸才里，最烂的两个人就是后期的李成梁和赵楫。李成梁自不必多说，养寇自重。而赵楫则“三十六年，赵楫弃宽奠新疆六百里，熊廷弼复勘劾罪，疏竟不下。”辽东抚臣烂成这个样子，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万历皇帝“置万几不理”，有恃无恐。

之后的萨尔浒惨败大锅也得神宗来背，他一手微操，非要打，搞出“圣旨逼哥舒翰出潼关”这样的戏码。（当然，杨镐和哥舒翰不是一个档次的人）最后弄得辽东兵事彻底糜烂，如果没有熊廷弼扛着，万历年间沈阳就得丢。

我这里再谈辽事是因为天启任用阉党，将党争推至高峰的起点就是辽东尽失。

阉党和东林党的党争是万历开创的。阉党中的大部分人，原是齐楚浙等党派的余党，而东林党中的领袖们则多以攻击张居正起家。这里虚空索敌驳斥一个观点，我认为，不是因为党争所以神宗怠政，而是因为神宗想要怠政所以一手弄出神宗朝的各大党争。说“党争所以神宗怠政”，颇有些臣子代君父受过的意思。

天启初年，朱由校是重用了东林党的，“众正盈朝”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东林党盈了朝之后非要“痛打落水狗”，不仅以泰昌之死，对齐楚浙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斗倒方从哲，还顺着杆子往下扒拉，试图把敌党分子一网打尽。

就是在此期间，熊廷弼被黜，袁应泰代经辽东。熊廷弼一走沈阳就沦陷了。之后熊廷弼再起，而辽事已是再不可为。

天启二年，辽东尽失。三年，京察开启，东林党对齐楚浙等党派发起总攻。四年，魏忠贤起事阉党抬头，大规模迫害东林党人。

阉党于君是好的，但于国不是，那个时候官僚系统已经烂完了，而且被阉党迫害致死的东林党人几乎都是有气节有能力的干员。而深入参与党争，迫害齐楚浙等党人的魁首们，反而革职的革职，流放的流放（活着）。

说天启之糜烂多因于前，不意味着我认同“翻案风”里的一种节奏，即“天启不死，大明不亡”这种说法。

他即位的时候才十四岁，初中生而已，而且他童年过得非常不幸福。泰昌对万历来说是“软蛋”，对天启来说就是“虐父”。这样一个少年天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能当好家才有鬼了。

落水之前，辽东尽失，九边糜糜，天下民变，国库空虚，凛冬将至，大明朝气数已尽。

东拉西扯这么多，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即天启皇帝不是明主，但也不该被说成一个不学无术、脑子里只有木匠活儿的文盲。

首先综合多方资料，我认为，朱由校开始学习的时间晚，但勤奋。

【《明史，列传一百二十八，韩爌传》天启元年正月，两人（韩爌和刘一燝）以帝为皇孙时，未尝出阁读书，请于十二日即开经筵，自后日讲不辍，从之。】

【天启皇帝的讲师丁绍轼在《讲筵恭纪诗》中说：今上冲年嗜学，经筵、日讲二者兼举，经筵以季举，日讲则日日举之，非甚寒暑不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