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五十四章 案情分析会（二）（2 / 2）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与各式各样的人交往，总会与形形**的人打交道。叶鸣是一个地税局的副分局长，而且他们分局所管辖的纳税户，都是城区的。而龚志超，如果剔除他的黑社会老大的身份，单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个经常要与一分局打交道的纳税户。那么，叶鸣作为一分局的实际负责人，他在税务工作中与龚志超相熟、与龚志超来往，最后两个人发展成为好朋友，这是很正常的一种交往，也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反过来说：龚志超在新冷县，肯定认识很多很多人，其中也绝对有很多很多公务人员。如果说每一个与龚志超认识的人，我们都认定他是他们团伙的成员，这个推论正不正确？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何局长以叶鸣是龚志超的朋友这一点，就推断叶鸣是龚志超团伙成员，我是不赞成的。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问题。严书记与何局长都认为：上一次龚志超没有被专案组查处，逃脱了法网，以致酿成了5.16血案，完全是叶鸣利用他的关系和后台包庇、纵容他的结果。所以，叶鸣是5.16血案的重要嫌疑人，也是龚志超团伙的军师和保护伞，我们应该对他采取立案侦查措施，并尽快将他双规或者是刑拘。

对于这一点，我不知道与会的其他同志是什么想法，但对我来说，我是最不认同这一点的。为什么呢？我是一个纪委的干部，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我们办案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实事求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而要贯彻好这个原则，我们就必须重事实、重证据，不能脑袋瓜子一热，凭自己的主观想法去定案，凭自己没有证据支持的推断去定罪。说得不好听一点：这种办案方式，是古代那种人治的方式，一切依靠办案者的主观判断定罪量刑，与我们现在的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具体到叶鸣的问题上，我觉得：刚刚严书记和何局长对叶鸣与5.16血案有牵连的判断，我觉得是有点草率、有点牵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叶鸣找了省里的领导出面给龚志超说情。严书记与何局长的判断，只是依据举报人的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举报，还有陶永的一些模棱两可、语焉不详的供述，就此断定叶鸣给龚志超团伙充当了保护伞，这是很不严谨的。而且，我也亲自听过陶永的供述，他也只是说叶鸣找了省里的领导，替龚志超说情，但他也没有亲眼看到，也说不出叶鸣究竟是找的哪一位领导。所以，我认为陶永的供述，也只能算是一种猜测，并不能作为给叶鸣定罪的证据。”

说到这里，王副处长抬头扫视了与会人员一眼，见梁副处长、顾嘉琛、李泽平、陆成等人都在频频点头，表示同意他的分析判断；而严练和何副局长则眉头紧皱，死死地盯住自己，满脸都是不以为然的表情。